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华东地区主要的领导人有三个，一个是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华中、山东合并为华野时，多亏有他坐镇，将一群骄兵悍将统筹了起来，后续部队的一些分歧，他也出面解决了多次；
一个是野战军实际指挥员粟裕，部队的作战事宜基本由他负责，歼灭了众多国民党中央军精锐；还有一个后来被隐隐淡化，不过当年地位比陈、粟更高，即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
按照“党指挥枪”原则，华东局是党在华东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饶书记自然也是整个华东地区的一号首长。之所以大多数人对陈、粟印象更深，而不熟悉饶书记，是因为1954年后出了个事件，后续在宣传方面他就未能得到多少体现。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淮海战役时饶书记仍炙手可热，为何他没能进入总前委，反倒职务相对低一些的陈、粟却列入其中呢？个人认为，主要在于三个原因。
一、总前委成立时，预计的主战场在中原
在三大战役里，淮海是最特殊的，其余的辽沈、平津，中央早已有全盘规划，像辽沈就是要拿下锦州门户，再全力围歼逃生无望的敌军、平津就是要掐断张家口陆路和津塘水路，逼傅作义起义。而淮海却有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意味。
1948年9月24日，也就是济南战役进行的第八天，粟裕致电中央提出了淮海战役的构想，不过这时属于“小淮海”，战场主要集中在两淮地区，力争歼灭黄百韬兵团及夺取淮阴、淮安、高宝、海州、连云港等地。电报里还有这样一句“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意思是济南战役结束后不休整，先把敌人再痛打一顿。次日中央就回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
从此次商议能够看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华野前线，都只是认为淮海战役属于一个阶段性的歼敌战役，并非战略决战。搞清楚这个前提，就能明白饶书记没能进入总前委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的时间——1948年11月16日。
此时距离华野向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已经过去10天，黄兵团已被围在碾庄5天，被歼只剩下时间问题。而我军当时最大的威胁，就是从驻马店地区出发、向徐州赶来的黄维兵团。
双方都在抢一个时间差，中央预计下一步的战场主要会在中原，全力歼灭黄维兵团。在这样的背景下，淮海战役总前委自然是中原局的邓政委来统筹更为合适。
而华东局的饶书记负责处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一系列事宜及野战军后勤支持等方面就好，无需前往中原。
二、总前委正好处于平衡，再补充会显得突出华东
当时的总前委其实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中原的刘伯承、邓公，华东的粟裕、谭震林，外加中原、华东兼具的陈毅。如果饶书记补充进来，那华东的人数就要多出一位，这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虽然华东实力客观上是要强过中原，但双方协同作战，必须要团结一心。全国一盘棋，中原之前为大局牺牲了自己，如今关键时刻，也要尽可能弥补一些。
华东在总前委有副书记陈毅做代表，可以决定很多事情，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命令执行。
三、总前委是野战军事指挥机关，政工干部已经够多了
饶书记的党政及后勤建设能力很强，但军事方面很少涉及。虽然兼任着华东军区政委，却更多是象征意义，他没有必要进入以军事指挥为主的总前委当中，即便进入也基本提不出什么建设性意见。
再者，总前委里已经有邓公、谭震林两位政工了，这两人还都是军政双优的干部，也都在野战军里有职务。
尤其是邓公，资历比饶书记更深，兼任着中原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中原野战军政委，指挥经验更丰富。1949年3月，邓公调到华东后，立马被任命为第一书记，饶则成为第二书记，这就是两人地位的差距。
所以，淮海战役已有邓公来负责统筹，那没有野战军职务的饶书记再进入总前委，意义不大。
综合而言，从区域、“山头”、指挥等各方面来看，中央没有让饶书记进入总前委也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饶书记对淮海战役的贡献小。
前面说过，此战有走一步算一步的意味，硬生生从“小淮海”打成了“大淮海”。这样逐渐就又以华野为主，所以华东局饶书记背后所承担的任务就更重了。
他领导华东局进行支前工作，统筹解放区的人力物力，确保前线粮草、弹药供应不断，让杜聿明都感慨过“怎么共军的子弹打不完？”
另外他还力主建立自上而下的动员链条，组织以百万计的民工运送物资，陈老总评价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背后就离不开饶书记的组织。
华野几十万大军能够后顾无忧、不饿着肚子打仗，甚至用食物来吸引国民党军投诚，这也是后勤方面提供的保障，饶书记则是后勤战线上的关键人物。过归过，功归功，历史还是应该多方面看待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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